我在中学读书时,当时的文化生活确实十分单调,电影、收音机成天放的是样板戏和语录歌,8 个样板戏的唱段我几乎都能唱下来。绝大多数书籍是“封资修”的不让看,那时,我们生活在文化沙漠里。
1977 年秋,我幸运地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我学的是文学专业,便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四人帮”刚垮台,冰河已解冻,许多曾被视为“毒草”的禁书,这时都成了“重放的鲜花”。书籍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社科类的好书我都拼命地读,当然读得最多的还是本专业的文学书籍。入学时我的视力 1.5,一年后便戴上了 100 度的近视镜。那时的大学生活没有如今这样丰富多彩:周末舞会,星期天郊游……尽管北京有许多好去处,但多数地方我无暇光顾。读书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一天不读书,我竟会有种犯罪的感觉。当时,我们的课余时间都是在图书馆中度过的,一下课,我们就往图书馆里钻。尽管北大图书馆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位居前茅,有 2000 多个座位,但对这所近万名学生的大学来说,仍显得僧多粥少,后来者只好另寻僻静处。这种情况白天还好些,因为一部分同学去上课。到晚上就很困难了,为了保证大家都有机会在图书馆读书,学校给每个宿舍发了一个座位牌,凭牌入座,保证每人每周都有一个晚上能在图书馆看书。当时我对读书简直有股舍命般的感情。
埋首群书不够,买起书来也真狠心。作为一名穷学生,每月享受十元助学金的我,竟也买书成癖。每逢学校来了新书,总是挤进人群,有空闲时间常去离学校仅数百米的海淀书店,选购自己所需的书。好在当时的书价相当便宜,一本书只要块儿八毛钱。当然有时一摞书抱回时,统计一下价格,才知道这个月的饭菜成了问题。文学书籍对我的诱惑竟远甚佳肴美味。
大学毕业后,我到福建师大任教。记得在北京永定门火车站托运简陋的行李时,四纸箱的书是我当时最大的财富。星移斗转,15 年过去了,大学的生活在我的生涯里也已退去 10 年余,但读书、嗜书如命的习惯却保留了下来。虽然,现在书价贵得吓人,但遇到好书,再责也要买。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这时代充满了变化,充满了各种未知的机遇。但我感到我这一生恐怕是无法与书籍分离了,因为读书给我的怡悦是别的所无以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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