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之死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老”、“杜少陵”等。汉族，巩县(今河南巩义)人。杜甫曾祖父起由襄阳(今属湖北)迁居巩县。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备受推崇。

人们一想起杜甫，脑海浮现的多半是一位忧国忧民、朴实谦和的长者。但长者也曾年轻，温厚的人也有狂放的一面。如果不是命运的捉弄，杜甫在后人面前呈现的，也许是另一种面貌。

交游：因为狂傲差点被杀

杜甫和李白的相遇，被称为文学史上的大事。他们一起在山东一带漫游，一起拜访当时著名的道士。杜甫这样形容他们的日子：痛饮狂歌，飞扬跋扈。即便多少有点夸张，那也是狂放不羁了一一这就是青年时期的杜甫。在盛唐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胸襟开阔宏大，思想生气勃勃，狂放被认为是自信健康的一种美，所以李白的洒脱那样受人景仰，所以杜甫也自然流露着时代的骄傲。他们一起登临高台，慷慨怀古、纵论天下，令周围的人艳羡，又令人们觉得高深莫测。

杜甫自己也曾经回忆年少时的“轻狂”，那是一个踌躇满志的杜甫。和李白一样，杜甫也是满腔治国平天下的狂想。不同的是，当时的李白已经从长安铩羽而归，而杜甫却正怀着一肚子好梦准备去碰碰运气。

杜甫在长安四处碰到的都是墙壁。即使这样，他依旧带着几分年轻的狂傲。在给唐明皇的上书中，毫不含糊地自称才华绝不在汉代的文学大家杨雄，枚皋之下。在今天看来，杨雄、枚皋的成就声名远不及杜甫，但在当时，杜甫的这种说法，就好比现在某人自称和鲁迅不相上下一样。杜甫目空一切的气势，实在也不比李白差多少。

中年之后，杜甫仍然不时露出狂态。他在四川的生活，是后半生为数不多的安定日子，这全靠他的故交、剑南节度使严武的照应。但是，杜甫对严武也经常漫不经心。和严武见面的时候，杜甫经常连帽子都不戴，这在当时是极其失礼的举动。传说中最邪门的一次，喝醉的杜甫坐上严武的座位，瞪着严武说：“严挺之还有这样的儿子!”直呼别人父亲的名讳，同样也是当时的大忌。杜甫这完全是借酒撒疯了。

严武对杜甫虽然一贯友善，但身为一方军阀，严武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为小事杀人那是常事。杜甫这样没事就摸老虎须子玩，严武尽管没有马上发作，心里却动了杀机。一天，严武召集部下准备去杀了杜甫，要不是严武的母亲及时救杜甫，我们今天就看不到“青春作伴好还乡”这样的诗句了。

在杜甫的吟诵中，人们总是看到一个关心民间疾苦、善良又热心肠的老人，很难把那和那种轻狂对照起来。或许，人性的复杂多面正是这样吧。

从政：最后只好消极引退

杜甫的诗歌时常出现放歌纵酒的描述，中间多少能够体现出一点他的疏狂。而他的固执倔强，好像却不容易看到。

安史之乱爆发后，宰相房琯率兵与叛军大战失利，被朝廷罢官。杜甫此时刚刚当上了负责进谏的左拾遗，就向同样登基不久的唐肃宗上疏，认为房琯没有大罪过，应该仍旧给予重任。这还不算，在朝廷上面见唐肃宗时，杜甫盯着这件事情不放，纠缠不休。

除了态度异常坚决外，大约他又犯了老毛病。说话有点没上没下，终于把唐肃宗弄火了。下令审讯杜甫。这次是宰相和御史出面求情，大意是杜甫说话虽然没分寸，但也算尽职尽责，杜甫这才免了刑罚之灾。

而侥幸逃过一劫后的杜甫居然还不见好就收，再次上疏为房琯的事情喋喋不休，很有点不知死活的劲头。这种不屈不挠的脾气和唐朝初年的名臣魏征非常相似，不达目的决不收手。但魏征风云际会、恰逢明主，遇到了唐太宗这样千古少见的头脑清楚的皇帝，才成就了一代谏臣的名声。纵然如此。唐太宗还经常被气得嚷嚷，要杀了这个不知进退的家伙。

杜甫碰到的唐肃宗可就没那么明白了，从此就不怎么搭理杜甫，不久便找了个借口远远地把他打发了事。在严武手下当差时，杜甫还是旧习不改。杜甫和严武幕府的同僚不和，干了一段就不耐烦了，请求严武批准辞职。严武没有答应，杜甫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报告申请。碰上这样的倔脾气，严武大概也被磨得受不了，只能让杜甫回草堂当平民了。

这个事件看来是杜甫一生的一个转折，从在唐肃宗中央政府的积极进取，到在严武地方政府的消极请辞，杜甫从政的热情似乎消退了。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对国乱民困的忧虑始终如一。

生存：一半饿死一半撑死

政治上不得志是一种不幸，但杜甫悲惨境遇的根源是他生活的潦倒，他后半生最大的敌人竟然是饥饿。

初到长安不久，父亲去世使杜甫失去了经济来源，很快生活就陷于困窘。他曾采草药出售以糊口。曾经去买救济灾民而低价出售的粮食。但这些都救不了穷，十来天没米下锅的情形也不少见，他不得不奔走于豪门和亲友之间，乞求一点援助。

杜甫在长安有一个晚辈，为了蹭一顿饭，杜甫时时到那里走动。这个晚辈混得也一般，杜甫去的多了，他虽然表面上不便说什么，给人气受的事情难免做点出来。偶尔运气好了，有人同情杜甫的处境，热情招待他一次，就足以让杜甫感激不尽了。

这种生活状态，杜甫在长安坚持了10年。等杜甫弄到一个小官的职位时，已经有点太晚了。他上任不久回家探亲，进门听到的是小儿子活活饿死的噩耗。一代“诗圣”流落到这步惨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原来不只是眼见，还是切身之痛。

安史之乱时，“饿”依然是杜甫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流离失所的岁月里，他拾过橡栗、挖过野芋，辗转挣扎到四川时，已经一身是病。在杜甫的诗中，流露出对贫苦民众那么真切的同情哀怜。又何尝不是他本人的付出太过沉重了。

杜甫的死也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过度而辞世了。

杰出诗人却落得如此下场，大概令后人感到不安，于是人们对杜甫的死因做了种种解释，并推断出溺死、病死等各种说法。然而，纵然真是这样，对诗人本身的痛苦也没有任何补益。他以他的颠沛痛楚见证了盛世唐朝的没落，他那些伟大诗篇，就是他一生悲苦的哀鸣，也是一个辉煌时代走向终结的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