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二月的那个晚上

　　

　　他在办公室里一直磨蹭到晚上7点多钟。没有多少工作需要急着处理，之所以懒得回家只是因为还没有一点儿饥饿的感觉。回家则一定要吃饭，如果回到家里说句“我回来了”然后便坐在沙发里看电视，全家妻儿老少就会莫名其妙紧张兮兮小心翼翼地围着他问是不是不在公司干了。十年来他辞职两次。一次是因为公司黄了，老板说他自己已经不给自己发工资。一次是因为工资太少，用他的话说简直是打发要饭的。每次想到明天可以不上班了，他回家则不吃饭，只是看电视，看到很晚。那些无聊的电视剧会变得十分有趣，象他总是无所畏惧地工作却要辞职同样的有趣。他真地不饿，但是全家人真地不信。他不明白为什么每逢吃饭的时候饭桌上就摆满了吃的东西，记忆中母亲每顿饭只是做一盆菜。看得出有些馒头已经腾(火通)过几次，原本油黄的皮让水气泡得发白。还有凉台上摆放着的老倭瓜，一年四季总有几个，不知是吃过了又买来的还是一直没有吃。母亲很喜欢老倭瓜，那天一次买回两个，上楼的时候把腰闪了。糖尿病人要吃老倭瓜，可是母亲体检正常。上班的日子他在公司吃午饭，公司的午饭是免费的。开始的时候他吃两碗米饭，后来改吃一碗或是半碗。如果晚上有重要客户需要招待，他打电话告诉家里不要留饭，和客人一起去公司附近的酒楼吃天南海北的大菜。公司规定，一亿元以上的原料供应商和一亿元以上的产品采购商按每人每餐300元招待。那天，他一边往鲍汁辽参里拨些米饭，一边给客人讲一个故事。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因为贪玩游泳游得累了从海边走不回家，他第一次去了馆子，花一毛钱要了一碗米饭，拌着饭桌上摆的酱油，吃得真美，直到今天还有其味无穷的感觉。客人们有的说不信，有的哈哈大笑。他不知道客人们为何如此这般，米饭拌酱油确实很好吃。吃饭如同穿衣，有流行有时尚，谁敢说各大饭店某一天就不会有米饭拌酱油这么一道名菜呢?不要说米饭拌酱油了，他现在即使想到“饥肠辘辘”这个词，这个自古以来描写人们饥寒交迫的形容词，心中也总有一种美妙的感觉。

　　他属于人们说的“生下来挨饿的一代”，可是他脑子里没有一点生下来挨饿的印象，甚至连想象也想不出生下来挨饿是什么样子。是没有奶吃?是没有粥喝?他见过妻子给女儿喂奶。白白胖胖的女儿闭着眼睛，吮着妻子白嫩丰满的乳房。他想自己绝不是这个样子。他的记忆中自己的母亲一直是十分的苍老，一直是柴一样干瘦的身体。但是他确实也有着深刻地挨饿的记忆。那是他长大以后，是已经开始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家中可吃的东西数得很清，即便是难数一点的，例如一碗粥中有多少米粒，多花费点时间也还是能够数得清。不论要吃多少能吃饱，只是规定每顿饭吃多少。母亲每顿饭只给他两个拳头大的馒头，那时候他的拳头还很小。一天，他和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斗风筝，用风筝尾巴上的风车打对方的风筝，两只风筝的线缠到一起，双双落下。说不清是谁犯规还是谁违例，两个人厮打着搂抱着滚下山坡。中午，母亲说，“不准吃饭”。他独自一个人站在门外，连平日里尾巴般跟达着他的小妹妹也不来看他一眼。直到母亲收拾过碗筷要去上班了，扔给他一件衣服，“换下衣服，洗脸吃饭”。他吃了留给他的那碗土豆炖海带，两个馒头宝贝样的握在手里，舍不得咬。

　　他满怀深情地给妻子回忆过这件往事。

　　妻子似乎有些被骗的感觉，“你从小就欺负女孩子。”

　　他莫名其妙，“那是个男孩子。”

　　妻子更加不满，“两个男人搂抱在一起滚象什么。”

　　“我是从电影上学的。”

　　“我知道，电影上不是一个跑一个追，就是两个人抱在一起滚。”

　　“我看得是战斗片，不是志愿军打美国鬼子，就是八路军打日本鬼子。”

　　他摇头感叹，“代沟呀，代沟。”

　　妻子比他小五岁，他们从小并不是在同一个城市长大。但是妻子对“代沟”并无反感，似乎还很受用，使劲往地他怀里偎了偎。

　　无论如何也该下班了，再迟妻子就会打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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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朗的夜空，参差林立的楼房上空已经升起了一轮明月，没有星星。大街上灯火辉煌，车来人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横着竖着变幻着，从大厦的一端跑向另一端。许多人都是刚刚下班，步履匆匆，一幅赶着回家的着急样子。三五成群的学生从校园的大门涌出，打着逗着，喊着叫着，无忧无虑。正是早春二月，寒意料峭，晚风尚有些凛冽。他不觉把身子缩了缩，系上领口的纽扣。并不径直往家走去，而是拐了个弯，走向一条灯光暗些的街道。横向走两个路口可以多走十分钟，以图上下班一个小时的步行锻炼。他也喜欢昏暗老街道的谧静。没有刺耳的鸣笛，偶尔驶过的的汽车轮胎与地面摩擦出低沉的声响。狭窄的人行便道，高大的白腊树与电杆相依，对面来人时相互侧一些身，彼此友好的相视一笑。一家家温馨的窗口，偶尔飘来葱花炝锅的“兹啦”声和诱人的香味。他不徐不疾，按照《健康指南》的规定每分钟一百二十步，仿佛漫行在想象中古老的村镇。

　　“大哥。”他感觉到有人拉了一下自己的袖口，下意识地往前跳了一步，猛地转过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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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一个村姑。一个看上去与他岁数相仿的女人，也许要大些，女人看上去总比她们的实际年龄要小些。浅色的羽绒服，整整齐齐，满面笑容，牵着一个穿着同样整齐的十多岁男孩。男孩紧靠着女人，帽沿下面红扑扑的脸蛋，闪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一眼看得出这是一个外省女人。他对自己刚才的惊恐有些羞愧，也对自己的敏捷反应有些得意。一定是迷路了，天色已经这么晚。他问“你们要去那儿?”

　　“大哥”，女人没有回答他的问话，自己接着说，“大哥，我们是来打工的，没找到工作，钱也花完了。你帮个三块两块的吧，买个面包。”

　　他笑了，他知道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说这种话的人。“真的?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真的”，女人仍然满面笑容，“我们是安徽的，安徽合肥的。”

　　年轻的时候他在合肥工作过很长时间，是的，每年这个季节大街上到处都是乞讨的人，甚至职工食堂里都有三个五个甚至十个八个。她们多是领着一个或是两个孩子，围着饭桌，站在用餐的人身后，等着抢吃偶尔有人剩下的饭菜。她们给他看过村里开的证明。但是他在很长时间里还是不相信，政府怎会开证明让人外出乞讨呢?他也鄙视她们为什么不在家里努力劳作。直到他看过电影《焦裕禄》，他和焦裕禄一起看到了车站上蜂拥挤上闷罐子车的人群。那闷罐子车是政府安排的逃荒专列。

　　女人的脸恍然间变得衰老，变作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他大哥，帮帮忙吧。我出门买药忘记带钱了，帮我十块钱吧，十块就够了”

　　那是一年多前，在离这儿不远前边的一个路口。一个老人拦住了他，她说她是从挺远的地方过来买药，但是忘记带钱了。他觉得简直不可思议，理也不理，自顾走了。他开始做梦，梦到很多人给老人钱，梦到老人没有买到药死了。“他大哥，他大哥”，老人的乞求声越来越响。

　　“真的”，女人重复着。

　　“你也不是合肥口音呀”，他有些犹豫。

　　“我们是郊区小地方的。大哥你也不差个三块两块的。”

　　男孩满面愁容，霎那间闪过一丝怨恨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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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拿出一张五元的钱，他估计五块钱能买两个大些的面包。他听见女人在身后说了声“谢谢”。

　　他走了几步觉着不对，面包又贵又没有什么营养，应该买几个馒头，买几个鸡蛋，再买几个西红柿或是黄瓜生吃，这样营养比较全面。他回身去告诉她们，过来的路上已经空空荡荡，路灯桔黄色柔和的光洒满狭窄的人行便道，铺着白腊树清晰的影子，他和那个女人，还有那个一定很聪明的男孩，谁也不曾把它踩碎。他几乎每天走这条路，不记得附近有哪怕是一个很小的零食店。

　　他突然感觉自己被骗了。他一边走一边想道，郊区小地方和口音有什么关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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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关于乞讨发家致富的传说很多。有人靠要饭在家里盖了楼房，也有人靠要饭喂了上百头猪。他想到各种各样的理论，据说乞讨也是一种人权，那么乞讨就是一种正当的职业，靠乞讨发家致富无可责备。在夜晚寒冷的街头向人讨钱算不算一种劳动?他记起前不久读过的一篇关于印度的文章。这是一个在世界上有着最多乞丐的国家，并且许多乞丐非常富有，他们把乞讨作为净化自己心灵的苦修。是的，佛教出家人的化缘可能就与印度的这种修行传习有关。只是他们尽量得不去打扰众生，尽量得少吃一点，因此他们有“午后不食”的戒律。他再次回头看了看，总感到无法平衡心中的矛盾，一片好心，即便是动物本能的良心，何苦去自找耍弄。本不该这样想。可能她就是没钱吃饭，如果她有钱，喔，如果她有钱就是说谎。他突然笑了，他突然明白心理的不平衡只不过是可能被一个女人靠说谎糊弄走了几块钱。就像人们很愿意在寺庙施舍，对庙外乞讨的人不屑一顾，但是一旦看到哪位出家人花天酒地，虽然佛祖在上，心里总是要有些不平衡。那个女人说得对，他不差三两块钱。最多了这和那些偷工减料糊弄消费者的产品一个样。一个靠说谎乞讨的女人也不算什么，人们不是整天都在提心吊胆吗?连去医院看医生都是神经兮兮提心吊胆，生怕吃了假药。丢掉三两块钱可比吃假药强多了。他想，今后遇到乞讨的人都要给一点儿，这可能真的帮了人家的忙，至少也是赞助别人发家致富吧。

　　到家的时间比往日迟了些，没人问他为什么。全家人早就吃过了，家里人已经好多年不等他吃饭。妻子给他端上一盘素炒芹菜和一碗炖肉，这是他唯一保留下来的多年养成的饮食习惯。要么是菜，要么是肉，他反对把菜和肉炒到一起，他说那是糟蹋东西。他先喝了一口汤，太凉了。妻子去厨房热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