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第五次“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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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准备了三年之后，公元235年，诸葛亮率领十万大军走褒斜道出秦岭，在眉县与司马懿率领的魏军摆开战场。由于司马懿深沟高垒，以逸待劳，诸葛亮在欲战不能、欲罢不忍中支持了一百多天，终病死于五丈原军中。按生前安排，长史杨仪率大军回撤汉中，镇西大将军魏延率兵断后。途中虽

　　赤壁遗雄烈，青年有俊声。弦歌知雅意，杯酒谢良朋，曾谒三千斛，常驱十万兵。巴丘终命处，凭吊欲伤情。

不曾遭魏军追击，但是杨仪与魏延长期抵牾发展到早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诸葛亮一死，魏延，命令魏延断后的临终遗嘱，彻底激恼他长期受到压制的愤懑，于是利用熟悉的地理环境，率兵绕到杨仪主力的前边，终在汉中南郑北边虎头桥（今汉中市北关）一带发生了血肉纷飞的内讧。

　　诸葛亮五次“北伐”，多次都因缺乏粮草而不战自退。惟这一次准备充分，储存了足够十万大军消耗几年的粮食，这是罄国罄民的大手笔，然而却全部留给了司马懿。

　　《三国演义》中，有一场十分精彩的相互辩难。这是夷陵之战后，吴、蜀重新修好时，孙权送走蜀国使臣李恢后，又派张温去成都回访。诸葛亮鄙视张温以口舌之辩恃才傲物，特别召来益州饱学之士秦宓。交谈中，秦宓以所学知识为政治服务，有问必答，最终的落脚点是，西蜀政权是正统。张温数度辩难都处于下风，竟然拿出杀手锏：“日生于东乎?”想以此自然现象证明，东吴是正统政权。秦宓针锋相对地回答说：“虽生于东而没于西。”此话的政治意义十分明白：虽然东吴有皇帝，但必然要为西蜀消灭。

　　这故事是真实的，《三国志》中亦有记载，诸葛亮特地召来秦宓，就是要在打嘴仗中胜过对方。可惜的是，天人感应是儒家编造出来的政治鬼话，自然现象同政治斗争并没有表里联系，徒作口舌之争，根本不能改变西蜀日渐没落直至灭亡的命运。诸葛亮主政期间，虽然明察到西蜀危急存亡的紧迫形势，然而却举止失措，不但未能挽大厦于将倾，反而加速了它的崩塌。命归五丈原时，他是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溘然而去的。

　　诸葛亮一生自视甚高，青年时就自况管仲、乐毅，是出将入相的全才；南征孟获的胜利，似乎又检验了他的军事才干，鼓舞了他率领部队进攻曹魏的信心。在做了两年半准备之后，于公元228年春，率领十万军队开始了没有休止的五次“北伐”。

　　中国人有一句格言：“事不过三”。按理说，三次“北伐”三次失败足以使诸葛亮幡然悔悟，然而并没有。不能说此时诸葛亮依然昏头胀脑，他有更多的时间考虑善后。如果不“北伐”，常驻汉中就没有理由，必须回成都。如果回去，然而京城的变数很多，防不胜防，自己是继续辅政不归还是由刘禅亲政?无论是哪种形式，都难以避免他与刘禅之间的杯葛，权臣同皇帝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权力之争，表面的君臣称颂，难以化解权力争夺的勾心斗角；觊觎宰辅地位者大有人在，随时潜在着阴谋算计，当初那句“不效，则治臣之罪”的军令状，自然会成为遭受弹劾的口实，所以他不能回去。

　　不回成都得有事可做，这就是“北伐”。所以三次“北伐”失败之后，又大度地追加一次，公元232年春，诸葛亮从勉县出发进行第四次“北伐”，可惜再一次失败了。对一个三军统帅来说，四次失败足以夺气，已经没有了继续“北伐”的勇气与毅力。然而如果不“北伐”，依然面临着返回成都的为难，所以还有第五次。

　　仔细考查诸葛亮五次“北伐”的全过程，大致归纳有以下几点。

　　其一，战略目标是凉州。夺取凉州是西蜀夺取益州后已经确定的目标，章武元年刘备成都称帝时，考虑到马超在陇右的社会基础，一投降过来，立即加封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当时的凉州尚为魏国控制，马

　　卧龙南阳睡未醒，又添列曜下舒城。苍天既已生公瑾，尘世何须出孔明!

超的州牧一职仅是虚衔，要使空衔成为实职，还得马超出力掠取，这是刘备刺激马超的策略。当孙权索要荆州时，刘备回答说，需得凉州，当还荆州。后半句虽是推托之辞，前半句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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