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麐三谏袁世凯

　　在洪宪帝制时期，作为袁世凯的心腹，张一麐不顾生命危险，三次谏阻帝制。劝谏虽未成功，但其直言危行、耿耿风骨，却在当时污浊的政坛闪耀出一束别样的光芒。

　　袁世凯身边的“文胆”

　　张一麐，字仲仁，江苏苏州人。他生于官宦之家，少负神童之誉，十二岁中秀才，十五得举人。张一麐自甲午后三次会试，皆因有亲戚入闱主考，实行回避，无法参加考试。幸有1903年清政府开经济特科考试，张一麐被保荐入都应试，结果考了个一等第二名。张一麐以候补知县发往直隶擢用，遂与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结下一生之缘。

　　袁做总统后，以张一麐为机要秘书。这时的各项电令、文稿执笔都由张一麐主持，张成为袁世凯最信用的秘书。曾任统率办事处总务厅长的唐在礼回忆，自己和张一麐当时被人称为袁世凯身边一文一武最得意的人。

　　张一麐为人正直，虑事皆以民国大局为重，而不以北洋一系相拘束，自视为“北洋派中的非北洋派”，对袁世凯常以正言相规劝。因此，张在总统府秘书中最为袁所敬畏。袁世凯本富于枭雄本质，政治手段不免涉于诡道，对于张的意见，袁虽极尊重，但也不尽用其言，甚至有时就告诉左右，这等事不要令张一麐知道。

　　1914年5月，袁世凯根据新约法，撤销国务院，设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政事堂下设机要局，以张一麐为机要局长。袁世凯对张一麐说过几次绝不称帝的话，张信以为真，甚至对外宣称，愿以项上人头担保袁无称帝思想。

　　1915年8月筹安会的发起，标志着酝酿已久的帝制运动终于公开化了，袁氏本人赞同帝制的态度也昭然若揭。此前为袁所骗的张一麐也已幡然醒悟，于是才有了反对帝制的举动。张一麐反对帝制主要是通过三种途径，一是直接劝谏袁世凯勿为帝制，二则发动他人劝谏袁世凯，三则为劝阻以袁克定为中心的帝制派。

　　张一麐第一次向袁世凯劝谏，据唐在礼回忆：“筹安会成立后，登基前几个月，袁世凯向我询问帝制的意见。后来张一麐对我说，他和我一样，有一天忽然袁传他对话，同样提出了向我咨询的问题，要他答复。张随袁十余年，颇得信任，因此张就委婉地说明民国既建成，再复帝制虑有未妥，话说得比我坚决。袁当时表示，张的话还是恰当的，并且还责怪搞帝制的人对政局看不透。”

　　张一麐唯恐自己一人劝谏，尚不足以打动袁世凯，又请袁所敬重的人士进行劝谏。筹安会宣言发表的第三日，张一麐拜访张国淦，谓：“筹安会发动帝制，本人极反对，已向总统剖切言之，你何见总统规劝一番？”张答道：“亲近如君，所言尚不动听，如我疏远，哪能挽回？”张一麐又谓：“总统平素对你颇重视，此时多有一人进言，总有用处。”张一麐安排张国淦进总统府会晤袁世凯。张国淦对袁谈及国体问题，陈述称帝各种不利之处，袁表示为国计为子孙计，皆不愿称帝。张国淦辞出，把袁氏答语转述张一麐，张谓这都是骗你之谈。可见，张一麐此时已悟透袁氏真正意图及骗人手段。

　　劝谏袁世凯差点挨炸弹

　　对于帝制派，尤其是帝制运动的中心人物袁克定，张一麐亦进行规劝，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帝制派对张则极为嫉恨，恐张反对帝制，不利于帝制运动的进行，遂以诸种威逼手段，迫张附和帝制。驻京军警机关对张尤皆恨之入骨，曾买通其家丁，每倒一纸篓中之废纸为五元，希望找到能够罗织成罪的证据，并散发传单，危词恫吓。

　　有一次政事堂召开会议，列席者中军警界武官占多数，当讨论筹备登基大典的时候，张一麐站出来反对，才发言，已有人按手枪怒视张一麐。国务卿徐世昌坐与张相近，见情景不妙，即起立牵引张一麐之衣曰：仲仁可随我来。遂未终席。当晚，又有人投炸弹于其私邸，伤一架车之马。张一麐后来回忆说：“仆自筹安会起，至帝制取消，此半年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当时张的处境确实岌岌可危。

　　10月之后，袁世凯认为在内政外交方面已获得足够支持，帝制运动遂加速进行，愈演愈烈。于此紧要关头，张一麐进行第三次劝谏，与前两次不同，这一次是采取上呈书的形式。在呈书中，有“称帝王者万世之业，而秦不再传；颂功德者四十万人，而汉能复活”等语。但此书上呈后并没有产生反响，反而袁于次日下发告示，承认帝制。张后来喟叹：“对于洪宪前事，曲突徙薪之无效，至焦头烂额而已迟。”

　　袁世凯感慨：书生之见，实为治国箴言

　　袁世凯称帝毕竟不得人心，引起西南地方实力派的起兵反抗，袁调兵遣将，实施镇压。随着战火绵延，北洋军内部却四分五裂，甚者并与西南护国军联络，内外呼应，要求取消帝制，袁氏遂归失败。袁世凯召见张一麐，令他起草取消帝制令，谓：“予昏聩不能听汝之言，一至于此。今日之令，非汝作不可。”又拿出一份起草好的稿子交张参考，并谓：“吾意宜径令取消，并将携戴书焚毁。”张道：“此事为小人蒙蔽。”袁道：“此是予自己不好，不能咎人。”张一麐起草好撤销帝制令，交袁审阅，袁审阅后，将谴责帝制派的语句削去，改称自己：“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张一麐原曾警告过杨度，若袁世凯称帝不成，会把杨度当作晁错杀掉以谢天下。结果出乎意料，袁世凯没把帝制派视为替罪羊，而是把责任归于自己，张一麐感到袁“犹是英雄气概也”。

　　袁世凯在取消帝制这段时期，与张一麐关系由疏远重归亲近，有时一天召张三次谈话。一次袁世凯说：“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禄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咎由自取，不必怨人。”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忧愤而卒。袁死之后，张亦辞职南归。

　　袁世凯称帝失败，方感张一麐乃真国士，其“书生之见”实为治国箴言，但为时已晚，祸国殃民之局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