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大碗

　　那时，乡人吃饭用三种碗，大、中、小。三种碗都属粗瓷，它们造型不规整，挂釉潦草，颜色有黑有白。白釉碗绘有蓝色潦草的图案，或概念中的花朵，或概念中的云朵，碗边用麻绳样的图案收住。黑釉碗则是清一色的黑，有的黑中还透着暗红。

　　中号碗用途最广，乡人吃饭多用它。小号碗属于孩子，容量是中号碗的一半。大号碗的容量是中号的两倍或更多，人们管这种碗叫钵碗，家里的壮劳力吃饭用它，有长工的人家，长工吃饭用它，那些年我们家里是有长工的。

　　女人们吃饭不用大碗，我母亲却有一只，这是她专用的，且每年只用一次，就是她生日那天。平时这只碗被倒扣在碗橱一个什么地方，家人很少注意到它的存在。这是一只白釉、蓝花钵碗，碗身就绘有似云非云、似花非花的图案，碗边是随处可见的麻绳图案。

　　母亲生日这天，家人才注意到这碗的存在，确切地说，当母亲端起这碗时，我们才恍然大悟：今天是母亲的生日了。

　　这时的母亲不知从什么地方捧出这只大碗，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换个大碗。”然后不声不响地把锅里的饭盛入碗中，坐在自己刚劳作过的灶前，呼呼吃起来。那时灶膛的余火尚在，余火映着她那张平时就显黑的脸，脸上只是一派的满足，神情十分悠闲。

　　没有人去向母亲祝贺，几岁的我和十几岁的姐姐，只是站在厨房门口会意地交换着眼色。我们实在不知道如何去表达对母亲生日的祝福，我们不会。那时的我们只知道这一天对于母亲来说，有别于一年中的其他任何一天——她端出了大碗。

　　在平常的日子里，母亲是一个不显山露水的人，她少言语，多劳作，负责全家人衣食的运转：棉花由花朵变成布，再变成衣;粮食由谷粒变成面粉，再变成饭。

　　有着一双“解放脚”的母亲从早到晚只是在家中行走。于是院中的各个角落就会传出风箱声、织机声、刷锅声、叫鸡声、叫猪声、棒槌的捶布声，直到晚间的纺车声。母亲是没有时间和我们说话的，待到说话时，她不得不把内容压缩到最短。“走吧。”这是她催我上学了。“睡吧。”这当然是催我上床。“给。”那是她正把一点吃食交给我，是一块饼子或一块山药。也许正是因了母亲那简短的吩咐和呼喊，我们做子女的才心领神会，无条件地接受着、执行着。

　　我奶奶却是一位见过世面、说话唠叨的人，她嫌母亲把饭食做得单调又鲜少和她交流，常常朝母亲没有人称地唠叨着：“给你说事，也不知你记住没记住，也不知你明白不明白。你说就煎这两条鱼……”

　　她是说我母亲煎的鱼不合她的口味。当然，鱼在我们那里是稀罕物，我娘不会做鱼，而我奶奶早年跟我那位在直系从军的祖父在南方居住过，对鱼情有独钟。每逢这时，我母亲面对几条一拃长的小鱼就显得十分无奈，她不知在一口七仞大锅里怎样去对待它们。家中小煎锅倒有，平时缺乏炉灶配合，只在春节时才立灶生火。

　　我父亲说话幽默，便过来“打圆场”，他对我奶奶说：“娘，鱼这物件怎么做也是个鱼味。”

　　鱼的风波总会过去。母亲还是会把做好的鱼送给奶奶，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奶奶面无表情地撕扯着它们，嚼着。日子还在继续。

　　母亲又端出了她的大碗，“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每逢母亲生日，家中的一棵杏树都在开花。

　　有一年母亲没有端出她的大碗，那是1947年，北方农村大变革的年代，土地所有制要改革，社会各阶层要平均，富户就要遇到前所未有的命运转折。

　　懂得政治的父亲率先将多余的土地和房屋献了出来，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一个“深挖浮财”的运动又在继续。“浮财”指的是地上和地下的宝贝。“挖浮财”要拿家中的女人说事，这种女人被称作“富婆”。政策决定要把村中一班“富婆”按坐牢的形式集中起来，让她们坦白交代。我家的“富婆”当属奶奶了。

　　一天，当持枪的民兵要带走奶奶时，母亲站了出来，她对来人说：“我去吧。”她边说边向门外走去。于是替奶奶服刑的母亲便被带到村中一个大牢似的大屋里。

　　那里集中着十几名“富婆”。各家的饭要由各家去送，这时奶奶才取代了母亲在家中的位置，以“二把刀”的手艺烧火做饭，送饭的任务则落到我的头上。

　　奶奶把稀薄的稀饭盛入一个瓦罐，我信手从碗橱上拿下一只中号黑碗，刚要出门，奶奶把一只大碗递过来说：“用大碗。”这是母亲的大碗，我后悔自己没有想到。

　　我低头走过大街去给母亲送饭，躲避着村人的目光，不知不觉想到一出戏里的唱词：“天无势星斗昏，地无势草无根。君子无势大街上混，凤凰无势落鸡群。”此时，我不自量地把自己比作落魄的君子和凤凰。

　　走到“牢”门，经过检查，我从“号”中喊出母亲。我看母亲在一个背静处吃饭，她把饭盛在她的大碗中，想了想问：“你想出来的?”

　　我说：“是奶奶。”母亲的嘴在碗边上停歇片刻，呼呼喝起来。那饭很稀，先前我家做饭用两升米，现在用半升。

　　母亲饥不择食地呼呼喝着，我看着母亲少有的吃相，问：“娘，你为什么在这儿?”

　　母亲想了想说：“这要问你大哥，他懂这里边的事。”

　　我大哥是谁?他自抗战初投笔从戎，现正在晋东南一个地区领导这场运动。

　　十几年后，我问大哥：“土改非得那样搞吗?”

　　他说：“就得那样搞，那是革命一个阶段的需要。我在晋东南，也指示圈过人。”

　　这时大哥在中央一个专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部门工作。那次见面，大哥专门问了母亲的大碗。我说：“大碗还在，那不是浮财。”

　　大哥笑笑，重复我的话说：“那不是浮财。”

　　几年后，时局归于平静，我们这班投身革命的子女，有能力使母亲过上另一种生活了，便争着抢着要把她从老家接出来。然而一个噩耗传来——她去世了，得了一种没有诊断清楚的胃肠道大出血的病症。父亲虽然是医生也没能挽救她的生命。

　　我接到父亲的电话后，由省城回家奔丧，才发现为母亲奔丧的兄弟姐妹，只来了我一人，他们或因路途遥远，或身有重任，我的身份顺理成章地成了长子。出殡时长子要戴重孝，打幡，摔“老盆”。打幡、摔盆是葬礼中的重中之重。

　　父亲决定，母亲的丧事要按老规矩办，且要办得红火热闹，鼓乐班、十八人抬的灵驾一应俱全。热情的乡亲为母亲买来崭新的瓦盆，这时父亲却有了新意，他举出了母亲的大碗，把大碗交到我的手中说：“摔它吧。”

　　我按照长孝子的规矩，痛哭着，跪在母亲的棺前，举着这“盆”朝着母亲的棺头，用力摔去，母亲的大碗被我摔得粉碎，我努力完成着不仅是父亲，也是全家人的心愿。

　　至今，我仍赞美父亲的这一举动，有了这举动才完美了母亲的丧事，也完美了母亲的一生，完美了一家人对这位女性的敬重。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从事着我的艺术事业，为研究民间的瓷绘艺术，我酷爱收集瓷片。为此我四处寻找、发现，还根据我对瓷绘艺术的知识，把瓷片编成系列。但每当我摆弄起瓷片时，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和遗憾——我的瓷片里没有母亲那只大碗的一星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