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残缺的脚趾

　　姐姐和我都缺失一个小脚趾，姐姐少的是右脚小趾，我少的是左脚小趾。那是我俩刚生下来一落地，就被娘给“狠心”地剪掉了。

　　母亲生育了九个子女，长大成人的，就姐(排行七)和我(排行九)两个，我的七个哥姐都在襁褓中或幼年夭折了。

　　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社会混乱，国破家亡，自然灾害频仍，饿殍遍地，人们挣扎在死亡线上。有部电影《一九四二》，就是反映的那个年代。可在我们这儿，上辈的老人，嘴上一说，就是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这么这么饿死人，树皮吃光了，树叶吃光了，实在没啥填肚子啦，就吃坩子土(也称观音土)，屙不下来，用棍儿剜，把人都活活地憋死了。有的人，肚里没一点东西，拄着根棍子，东倒西歪地往前挪，没一点儿力气了，眼一黑，“扑咚”一下，栽到地上，断气了。

　　更雪上加霜的是，瘟疫流行特别厉害，缺医少药，医疗条件根本无从谈起。尤其到夏秋交际，瘟疫暴发期，皮包骨头的婴幼儿，缺乏营养，体弱少食，抵抗能力极差，就大劫临头了，十有七八，难逃噩运，被病魔夺命早逝了。当地流传的“立了秋，嫑(当地念rou，扔的意思)满沟”的民谣，就是真实的写照。饿疯了的野狗，瞪着红红的眼，撕扯着婴儿的尸骸，大口地呑咽着。有的狗，还叼衔着孩子的一条大腿，跑回到村户家里。每当听到老人叙述的这些细节，那么瘆人，吓的小孩，毛骨悚然。

　　为了保住孩子的小命，为有个后续的根苗，老人心焦如焚，想方设法，求神拜佛，烧香磕头，求这山爷，跪那山奶。给孩子起个名字，也是什么“天保”、“扎根”，求老天保佑，留下根苗;“药狗”(意，有药，不能让狗吃了)、“白信、红信”(砒霜)，警天狗不食，保全婴儿;“腌臜”、“臭蛋”，告阎王别收，此孩非洁。

　　然而，无济于事，善良的冀盼是愿望，残酷的事实是现实。多少孩子还是未明世事，便带着天真，含恨而去。

　　在那个年代，那样的环境下，母亲接连生养了六个子女，一个没保住，都先后跑了(当地忌讳死字)。按娘的原话说，“伤透了”。

　　在娘讲给我的往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二姐，三哥和四姐的事啦。

　　二姐长到四岁了，一双大眼，水灵灵的，弯弯的眉毛，白生生的脸蛋，很耐看。可偏偏得了当时流行的一种大肚子脾病(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脾字，也不明白这种流行病的情况)，听娘的描述说，得了这个病，是肚子胀大，在表皮就能摸到，肚里有一硬块。

　　为了给孩子看病，娘背着姐姐，去八九里外的一个村里，求一土先生(那时对医生的称呼)给医治。那医生也不是什么高招，更不用什么麻醉药，就是用一根三棱针，活生生地在孩子肚皮硬块上生扎。照先生的话讲，就是把这硬块病肉扎烂，不能让它再长。

　　扎针的时候，娘把姐搂得紧紧的，还有旁人帮着摁牢双腿，怕孩子挣扎。姐姐疼的哇哇直叫，一头一头的汗，湿了衣服。哭哑了，没劲了，孩子身上软瘫了。

　　姐姐的肚皮上渗着血，那一针针扎在孩子的身上，却一针针疼在娘的心上。每隔五七天，就要再去扎一次。孩子的血痂还没掉去，就要再受痛苦。

　　每次离家要走的时候，二姐就躲在墙旮旯，门后边，硬是拉不动。娘就吓唬她，“你不去，狗就把你吃了。”孩子吓的哭半天，才被强拉硬扯地抱去了。

　　一路上，姐姐趴在娘的肩头上，一声不吭，脸寒丝丝的，眼里噙着泪。每扎完针，离开先生家，回来的路上，姐姐似乎忘了疼，脸上露出点笑意，开始哼哼了，并哀求娘说，“咱可不来了，啊，娘，中不中?”

　　娘无奈地说看假话，哄着孩子，“不来了，不来了。” 可下次还得来啊……。就这样，扎了十来次，还没治好，二姐在痛苦的呻吟中，走了……。

　　娘在给我说的时候，语调很慢，也很低，眼神直直的盯着前面的一个点，似看非看的，有点儿呆滞，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我偎在娘的身边，吓的瞪着眼，缩着脖子，不时打着哆嗦，心里呯呯真跳。

　　还有我的三哥和四姐。三哥的名字叫牛儿，很聪明，长的虎实实的。三岁上，学认字，五岁了，能认三四百字。春天暖和了，跟着爷爷去菜园浇园，爷爷不停地绞着辘轳，他就跑到菜畦边，去看着，水流到头了，他就喊一声。

　　爷爷改换了另一畦儿，他再看着，帮爷爷干活。菜园的井边栽有一棵杏树，小杏虽恁大了，可还是青的，不能吃。他让爷爷给他摘了一颗，一咬，不好吃，扔了。

　　晌午回到家，吃饭的时候，他突然说，“小杏儿，酸溜溜，咬一嘴，我就嫑(rou)”。大人感到很惊讶，这孩子太聪明了。有个很有学问的亲戚来我家，看到他，说，这小孩不一般，很有福相，长大能成大器的。全家很喜欢，也寄托了无限的希望。

　　老天不睁眼啊!就在三哥五岁那年，四姐也三岁了，一场流行病袭来了。孩子烧的不睁眼，奶奶在神像前燃上三柱香，头拱着地，磕头祷告，求神保佑。然后，从香头上磕下香灰在茶碗里，倒上温水，给孩子灌了下去。

　　爷爷急得转了一圈又一圈。娘怀抱着烧得滚烫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一翻白眼，头一歪，死在娘的怀里……。就这样，三天两个孩子，都没了……。

　　娘绝望了，气疯了，躺在地上翻不浪打滚，悲天怆地。又在炕上躺了三天，不吃不喝，泪哭干了，心也碎了。

　　姐姐降生了，第七胎了 。娘不堪回首往事，心里乱作一团，很是茫然。然而，不知娘何时、从何处，听何人的指点，在迟疑片刻后，竟心一横，毅然拿起剪刀，把姐姐的右脚小趾剪掉了。这样，伤残的孩子阎王爷就不要了。

　　可怜孱弱的小生命，来到人间，刚睁开双眼，还没看到世界的精彩，就遭受了人生的磨难;呱呱坠地的第一声啼哭，便成了向命运抗争的宣言。当然，娘也受到家人的责备和不解，以及遭到外人异样的目光。

　　第八胎，我上面的姐姐，生下后，娘不再忍心了，没敢再下剪刀。可怎想，这个姐姐又没留住，还是跑了。

　　笫九胎，就是我了。那年，娘已四十一岁了。终于见一男孩了，添丁增口，全家人的喜悦自不用说，爷爷奶奶都近七十了，才见到孙子，高兴得不得了。

　　可娘高兴不起来，以往的一幕幕，又在脑海中一遍遍回放着。她受的打击太大了，伤痛太深了，所以，担惊也更重了。

　　…… 不行，还得剪!娘一“狠心”，忍着产后的疼痛，翻了一下身，从被子角上拽了一块套子(棉絮)，在炕边的煤火上燃成灰，放到手边，又从炕蓆下摸出剪子，在火上烤了烤，稍停，不烧了，从包着我的布片中，抽出我的小脚，一咬牙，“咔吃”一下，把我的左脚小趾剪掉了。

　　娘从剪头上捏起那比绿豆粒大的嫩肉块，扔到火里，“啪”的一声轻响，冒起一缕儿青烟，算给阎王爷报了一个知信。娘又忙捏点套子灰，摁到我那冒出点儿血的脚趾根上。

　　“娘，那时我哭了么?” “咋能不哇一声。” 娘好象心不在焉地回答我。我小时，不知问过多少遍这样的话。

　　为了保住我的小命，奶奶给我起名字，叫“系儿” (ji，拴住的意思)，牢牢拴住，可不能让我跑了。

　　我家乡的习俗，孩子满月后，产妇要抱上孩子，回娘家住几天，叫做“住满月”。

　　我的“待遇”“规格”，可比别人高多了，不但在姥姥家住了满月，在爷爷奶奶的安排下，还住了老姥姥家(父亲的姥姥家)、姑姥姥家、姨姥姥家等五六家亲戚，前后一个多月才回来，沾了许多家的福气。

　　为了我，老人真是想尽了法儿，还演出一场自导自演的滑稽剧。姑姑故意把我“偷”走，抱到另一家藏起来。娘到屋里一看，没了孩子，就从炕上拿起我的一件小棉袄，用小擀杖挑着，走出家门，沿村里的街道走一圈，边走边喊，“谁偷走俺的孩子啦，快给俺送回来吧!”

　　转了半天，回到家，一看炕上有了孩子，再到院里，仰起脸，对着天，大声喊三声，“俺的孩子回来了!”

　　我曾问母亲，“你不知道是姑姑把我抱走了?”

　　“咋不知道，那是说好的。”

　　“那为啥你还漫街乱找?”

　　“这是老人留下的一个破法儿(破，是破除的意思)。”

　　我至今都没弄明白其中的奧妙，这或许也算是“失去”一次吧。

　　不知真是老天的恩赐，还是我姐弟俩的命大，抑或是托了众亲邻的福，也许就是巧合，总之，姐和我长大成人了。

　　我小时曾想，要真有什么冥冥灵气，娘怎么就没给那七个哥姐，剪了脚趾呢?要都成活了，我家多热闹，多幸福啊。

　　我慢慢长大了，全村人及亲戚，都知道我是“老生子”，很娇养的。

　　可从我懂事时的记忆中，娘对我管教是很严格的。她从不让我睡懒觉，甭管冬夏，大人起床，我也得起。大人干活，我也得跟在屁股后面，能干点小活，就得干。不能跟人家搁气打架，更不许噘(骂)人。娘常说，娇养吃，娇养穿，不能娇养不干活，不能娇养不成器。娘给我讲过很多故事，教育我怎样做人，如何处事。

　　娘在晚年常说，“我知足了，总算把你和姐姐养大了。现在也看到第四辈人了，以前想都没敢想，能过上今天的好时光。” 娘九十上过世了，爹也活了九十一岁。

　　人有先天性的身体缺陷，也有后天性的因事故或灾难的伤残，而我姐弟俩却是那个年代的烙印，在我们身上的具体体现。正如中国女人，从五代开始，一千多年的裹脚史一样，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悲惨。

　　我诅咒上世纪的那个年代，但我从没因母亲剪了我的脚趾，而对母亲有丝毫愚昧、荒唐之类的抱怨。相反，我倒感谢母亲的“狠心”，使我姐弟俩存活下来。姐也是同感。这是天之使然，母之定然，理之存然。

　　每当看到残缺的脚趾，就想起娘，想起娘的艰辛凄苦，心中良久良久不能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