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患肝癌,基本上,从确诊起我就没有抱过他能康复的希望。家人曾经考虑过为他做肝移植,本地区做肝移植手术最好的医生在我上本科的时候教过我,我找到他。
他看过病历,沉吟了一会儿说:“如果你是我的病人家属,我会让你自己决定;但你是我的学生……别让老人家遭罪了。”
就在他的办公室里,我泪如泉涌,还是哽咽着说:“教授,谢谢您。”
那几个月,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爸一直状态平稳,心态乐观,妈和姐妹们看他这样,也都渐渐放松下来。
有时候,大家在一起,还会讨论“等爸病好后去哪里玩”的话题。我不知该说什么,我能说什么?
终于到了那一天,爸突然昏倒,送到医院后发现:肿瘤已经破裂了。
到那时,我才终于带家人去主治医生那里,让医生跟妈妈说:“病人已经危在旦夕了。”我自己没办法说出口。
虽然姐妹们早知道病情,但她们好像都没听懂医生在说什么,妹妹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主治医生是我同学,他先看了我几眼,才说:“这个意思就是:你们的父亲,可能随时会去世。”
我妈不敢相信地问我:“他说的是真的吗?”
我猛地发起脾气来:“不要问我,我不知道。”
我多希望我是真的不知道呀。从她们的眼睛里我看出来:她们,万分震惊地,信了医生的话。

爸醒过来,已经是傍晚,他招呼妈和姐妹们先回家休息:“你们明天再来看我。”
她们不肯走,我劝她们:“陪护病人是个持久战,没必要疲劳作战,明天再来吧。”
她们留在这里也没用,只是徒耗心神。大家都觉得有道理,还在爸的病床前拟定了一个简单的陪床方案,明天后天,谁来值班。
只有我心里明白:爸,没有明天晚上了。
那个晚上,病房里就剩我和爸。他渐渐入睡,不,是进入临终前的昏迷,偶尔还会醒,模糊地说几句话。
我凑近问:“爸,你说什么?”他像没听见我说话,头一歪又昏过去了。
我知道他什么也没说,这只是谵妄状态,爸已经神志不清了。
我想哭,又不敢大声。我怕爸听见,他还有残存的知觉,我不想让他在最后的时候难过。我知道他正在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死去,每一个症状我都在无数病人身上见过,而我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如果能救他,我恨不能自己死。但就算我死了,他也活不过来了。
一辈子,就是那个时候我痛恨我是医生,我是多么无用,连自己的父亲也救不了。既然这样,我学医干吗?索性什么也不知道,能一直自欺欺人也好呀。
我恨我只是个半吊子医生,我要是一个能妙手回春的好医生多好——我知道那种医生不存在,医生只是医生,不是神。
我只能拼命地不让自己哭。
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妈妈和姐妹们都来了。爸还有迷迷糊糊的意识,他最后喝了一口妈给他煮了一夜的绿豆汤,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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