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年仅24岁的学生,我离家在外的时间却足足有八年了。八年来,我辗转于各个城市,求学,打工,探亲,用过的火车票攒了整整一盒。
前三年,每年寒暑假回两次家。上了大学,变为一年一次,而自从两年前我被父亲呵斥着赶出家门之后,便再也没有回过了。
2014年那个除夕夜里,我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背着沉重的吉他,一个人坐上火车,去往一个陌生的城市,见我那刚生完小孩的姐姐。
时间回到1992年8月某日,故事从父母忘记我生日的这一天开始。
我出生于一个多灾多难的普通农村家庭,我的父母在第三胎时终于迎来了一个儿子,喜不自胜之下情不自禁,然后一次意外让我不期而至,成为这个贫寒家庭的第四个孩子,同时带来的还有巨额的罚款和养育成本。
父亲在我满月之后,将我送给了邻县的一个煤老板,直到惊动了远在湖南的外婆,老人家唇干口燥地劝阻,才把我要了回去。与“富二代”身份擦肩而过的我,自此开始了坎坷曲折的寒门子弟奋斗史。
在我从小的印象中,我的家庭总是充斥着大大小小无数次的争吵和无休止的怨怼,辍学、出走、失踪、反目、离婚、自杀……那个矮矮的老房子从外面看上去毫不起眼,门一关,谁会知道里面发生了多少对我来说撕心裂肺的事情。
如果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我的家庭应该是最复杂的样本,以至于我至今无法解释它是如何一步步衰败至此的。
时至今日,一家六口分散各地,各自过着并不圆满的生活,彼此之间很少联系,一年也见不到几次,哪怕只相隔一两个小时的路程。自从八年前大姐随着寒酸的嫁妆出嫁后,我们家就再也没有完整地聚过一次,过年回家的人也一年比一年少。
他们就像破茧之蝶般,一个个逃离农村,逃离这个千疮百孔的家,逃离暴躁专制、不可理喻的父亲。最后只剩下我陪伴父亲时,他已经厌倦了被离弃的感觉,于是他亲自把我赶走,还叫我跟他们一样,永远不要再回来。当时我沉溺于悲伤,并未能明白,也许父亲不是不需要我,而是太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其实我不经常想起那个大冬天我光着脚走出家门的画面,尽管当时我是那样近乎绝望地哭喊着,尽管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母亲想要一死了之的决定。
母亲不喝农药的时候,都在认真地活着,活得比谁都用力。她努力工作,生活节俭,即使一个人住在不足20平米的廉价房里,她依然可以把日子过得看起来很体面。离开曾经依靠的男人,她一样可以自力更生,甚至独力承担起了几个孩子的各种费用。
她和父亲背着我们偷偷去办了离婚证,却没有藏好,被我无意中翻出来,同时翻出的还有一张陈旧的结婚证。这两个看起来差不多的红本子,就这样粗暴地概括了父母从青春到苍老的近三十年婚姻岁月。我惊讶于自己的平静,然后默默放回去,只字不提。
离了婚之后,每年过年母亲的去处都是让我们最头疼的事情。她现在已经辞去工作,专职帮二姐带小孩,但二姐要随姐夫回婆家过年,又不忍丢下母亲一个人,便试探着问要不要帮她买回湖南的票,母亲只应了句:先不着急吧。
要是搁在几年前,母亲肯定会一口答应,因为连我都看得出来,她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去,回到那个承载了她许多童年美好回忆的家乡。但拖家带口的,她不敢乱花钱。
2013年,大舅妈六十大寿,我陪母亲回去了一趟,感受到多年人事变迁的尴尬与隔阂。乡音已改,归人如过客。打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提过回湖南的事。外婆还在世时,她迟迟未能回去看看;外婆一走,便也带走了她最后一个可以回去的家。
很多在外闯荡的年轻人无所畏惧,是因为他们知道,不管自己走多远,身后都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但现实中并不是每一个游子都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不是每一片落叶都能如愿归根,不是每一所房子都温暖坚固足以抵御风雨侵袭。
2012年回家,发现老家的房子出现了裂缝,而隔壁邻居的房子已经倒塌了,我开始忧心忡忡起来,鼓起勇气跟父亲商量:要不,出去租房住吧!父亲把眼一横:嫌钱多啊?——可这屋不能住人了呀。父亲沉默良久,语气难得温和地说:我就等着你们哪一天回来给我盖新屋。我无言以对。
这些年每到春节前,总是有不同的人来问我,为什么不回家。我纵能找到一万个借口敷衍过去,内心也无法逃避这个问题。我曾以那样惨烈的方式离开,又如何再若无其事地回去?我还未找到与过去握手言和的方法,回去又能改变什么?
我只能加倍努力。
也许哪一天我足够强大了,拥有了可以幸福的能力,我就会回去,拾起曾经断落的瓦片,重新造一所房子,撑起这个饱经沧桑的家庭。我知道这一天终会来临,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也从未怀疑过。
今年母亲在惠州,大姐在佛山,二姐在汕头,三哥在广州,父亲依旧留守老家兴宁。我不知道春节要去哪儿,他们也没问我,过年不讨论回家问题,已经成了我们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我决定留在学校写毕业论文,饭堂伙食倒是挺养人的,特别照顾留校学生。
只是,外面的饭再香肉再好吃,我也怀念多年以前的冬夜与家人分食的一口酿酒。那时候一桌热菜,六双碗筷,家人围坐,灯火可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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